据统计，明代生产的黄花梨和紫檀家具总数不过2000件，流传至今的约为1000-1500件。

菲利浦·德·巴盖(Philippe De Backer),比利时人，1989年开始致力于收藏中国古典明式家具。截至目前，100余件可追溯到中国16-17世纪，质地为黄花梨紫檀的稀有明式硬木家具珍品，使菲利浦·德·巴盖先生成为中国以外拥有该类收藏数量最多的藏家。

关于菲利浦·德·巴盖的故事，大家可以回顾我们往期的《藏家故事》。今日我们则透过他的部分藏品，看看西方视觉里的中国家具。

“欣赏一种艺术形式，不可能剥离它的创造者，只有理解他们的文化，才可真正懂得这种艺术的美。”德巴盖先生说到。

明代经济贸易的发展，允许进口珍贵的硬木，经济的繁荣亦使文人士大夫以及商人有条件在深宅大院使用家具。德巴盖先生的收藏，着力于那批明代和清早期在文人指点下制作的明式家具。

从藏品中可见它们木质一般为黄花梨、紫檀，质地坚硬富弹性，横断面偏小，造型亦因此显得线型简练、挺拔、轻巧。

家具外部很少漆，仅擦透明蜡质以充分显示木质的天然美感。形体的收分起伏和线脚变化不虚饰、不夸耀、方正规整;在结构上靠合理的榫卯连接，把优美的外观造型与传统木结构的力学平衡原理融为一体。局部或饰以小面积透雕，以繁衬简，通体轮廓线又讲求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如此的家具艺术品，不仅有外在美，内涵亦颇具深意。

“明式家具的品质特性又是其所有者品位和信念的代表，而这些所有者们往往都属于以具有很高艺术造诣、深得中国传统哲思精髓的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这样，家具很可能就成为那整整一个时代精神的最佳代表。”德巴盖先生说到。

文人士大夫希翼通过家具表现和提倡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如同刚才提到，从明式家具的线条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宋瓷及传统水墨画线的影子。

此外，家具又是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生活方式的反映。德巴盖举例说:“由于音乐和琴，在士大夫阶层的艺术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琴桌就成为“形式服从于功用’的最好代表——以实用为本;士大夫阶层经常迁调的生活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家具的制造工艺，便于拆卸和折叠的榫卯结合家具应运而生，更是实用的体现，而这绝对是中国家具制造传统上独一无二的创举…...”

家具和其他形式的艺术品一样，是前代文化的可视代表。乃至明代，哲学及思想观念影响造就了中国明式家具的独特形态。然而明代审美无疑是过去漫长历史传统累积到中国城市文明兴起之时的产物，因此，我们在解读明代艺术品时，眼光亦不可仅仅局限于明代。

“法国的观众尤其对某些款式感兴趣，如Cabriole leg(弯曲的腿），这个设计曾经出现在18世纪的法国家具上，他们一直以为这是本国的发明创造......其实除了Cabriole leg之外，他们一直熟知的来自18世纪法国风格的髹漆细木工艺传统，其实在本土化之前也是从中国进口的，这也是所谓“中国风格”(Chinoiserie)的由来--以典型的中国风景和人物为主题的作品。髹漆细木工艺、Cabriole leg的广泛应用，说明他们曾经对中国风格多么的喜爱，甚至将其发展为法国艺术的一部分。”德巴盖先生说到。

近现代例如che Bauhans(包豪斯)、che(艺术与手工艺运动)、Arts & Crafts movementche W'iener Wcrke ofHofman等等的设计师们均从明代的简约艺术传统中直接汲取了灵感：在艺术中追求精简，少即是多。

与此同时，明式家具所表现的实用性亦为他们所欣赏，并被拿来用作他们理论的又一重要基础--形式服务于功能。可见西方人从明式家具中所看到的“现代感”，实际上是早于他们概念里的“现代”即产生了的。

即使是现代家具设计的最近阶段，来自中国明代的传统审美原则也仍被大量的西方家具制造者们引用复制。

“我希望我的收藏能在某种程度上连接起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艺术......”菲利普·德·巴盖先生。德巴盖先生及其藏品为中西方文化架起了一座桥梁，这种超越文化的包容性也成为中国文化的力量。

传承才是对中国传统家具文化最好的保护，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大家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中国传统家具所蕴含的价值早已不能用时间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