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天下”，家与国被紧密地联系起来，宫廷家具的使用，也就是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承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细说明代宫廷家具，就是要通过解析明代宫廷家具的点点滴滴，还原一个清晰透彻的大明社会。从小小的坐具开始，从绣墩到杌凳，让我们走进一个等级森严的明代宫廷社会。
北宋真宗时期丁谓事件后一百多年，金兵南下攻破汴京，将宋徽宗、钦宗二帝掳到五国城去。风雨飘遥的宋室辗转南渡到临安（今杭州），为南宋。据南宋的《南宋馆阁录》记临安朝廷的陈设，除皇帝御座、御案外，其他各处的轩堂，不是“金漆椅十二”，就是“金漆椅、棹、脚踏各十四”等，如此动辄数张以上的坐具，又各搭配长桌、脚踏，当非皇帝一人所用，应为多人办公之所。
不但如此，连人臣“拜阁待班之所”都“内设金漆椅棹四”，而且金光闪闪，金漆家具不在少数。此反映宋朝宫廷之内礼制森然，严谨有序，连“杌”、“墩”的小坐具都有尊卑等级之分，无怪乎对阿骨打的不识“黄盖”极尽嘲弄了。
那么，元末天下纷乱，力战群雄后开创大明帝国的朱元璋，其礼乐典章无不力追宋制，又是如何以“杌”与“墩”来“明制度，示等威”?
明代内阁诸老皆坐小杌子及小板凳
明人邓士龙的《国朝典故》记道：“内阁诸老，自解、胡以来，皆东西分坐小杌子及两小板凳，无交椅、公座之设。”“解、胡”指解缙(1369~1415年)和胡广(1369~1418年)，两人是洪武及永乐初期皇帝宠渥有加的内阁首辅。
所谓“公座”，即圈背交椅(图1)上覆椅帔。圈背交椅简称交椅，加了椅帔后，是宫廷之外各地衙署内最高长官的座位，与审案的大堂合为整个衙署办公的中心位置，有如紫禁城内太和殿皇帝的宝座是整个紫禁城的中心点一般，代表皇权延伸至全国各地，有其尊崇的意涵与权力的象征。
“杌”为单片木板下接四根腿柱的组合，是无扶手、无靠背的木制坐具(图2)，有时就叫“杌子”、“小杌子”，经常与凳连称“杌櫈”，两者功能、造型略同。小杌子高矮略有所差，座面有方有圆，因此有方杌、圆杌之分。北宋人王居正有一幅《纺车图》，画中村妇直身所坐素木无漆，卡榫构造非常清楚，就是小凳子(图3)，此村妇怀抱婴儿，一手摇纺轮，腾出另一手哺乳喂婴，反映凳子是简便普及的庶民坐具。
图2 明末清初 黄花梨圆裹腿带卡子花杌凳成对
朱元璋开国之后制定文武官员服制，并说：“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亦即衙署之内的长官一定要穿了公服才能坐上公座。《国朝典故》所记显示，皇帝倚为股肱的内阁重臣，在明代宫廷内却没有交椅或公座可坐，平日所用为小杌子及小板凳。
据《国朝典故》记载，明英宗天顺年间，内阁辅臣李文达(?~1466年)想依照诸臣的品秩，在内阁“设公座如部堂之仪”，另两位阁臣彭时(1416~1475年)与吕原(1418~1462年)即出言反对，因为往昔宣宗“尝幸此中座，今尚有御赞寿星及宝训在上，谁敢背而坐?”换言之，以前宣宗移驾至此之坐具，以及当日留笔之宝训仍在，在此另设公座随意起坐其间就是大不敬。
英宗获悉此事后，“乃赐孔子铜像置阁，而月给香烛。阁老每晨入，必一揖，冬至、正旦则翰林合属官皆诣圣像前行四拜礼，学士以上拜于阁中，余则列拜于阶下”。即在原来宣宗坐过之处摆上孔子铜像，众臣因而每日早晨入班必先一鞠躬，遇节日还要行四拜礼。也就是说，一墙之外的各地衙署普遍皆设置的公座，坐在上面的官员代表皇帝执行皇权，而紫禁城内唯皇上至尊，当然就没有设置公座的必要，不但没有公座，甚至连皇帝坐过的位子，都仿佛余威犹存似的，没有人敢再坐。
图3 北宋 王居正《纺车图》中的小板凳
同样的场景在景泰年间也发生过，代宗有一次到文华殿侧室，看视内臣(太监)们上学状况，对讲官倪谦(1415~1479年)、吕原有所垂询，他日代宗再去视察，发现这二位侍讲已改坐别处，因为“君父所坐，臣子不敢当”。凡此种种，都是因为“禁中尊止宝座，无敢面南，故自阁老而下，皆坐杌子”。
礼部尚书李东阳“昏倒在凳”
堂堂内阁大臣“皆坐杌子”，一直持续到成化中期，明宪宗才“赐内阁两连椅，藉之以褥。又赐漆床锦绮衾褥三副，以便休息。阁门则夏秋悬朱筠帘，冬春紫毡帘，皆司设监内史以时供张，恩何渥也”。成化(1465~1487年)一朝二十三年，成化中期约当为成化十一、十二年左右。
可知明代内阁的阁臣们坐了一百余年的小杌子，至此才有个“连椅”可坐，还有舒适体面的“漆床”(上了漆的床)，上面还附设“锦绮衾褥三副”，内阁的门扉又在太监的张罗下，夏秋间有竹帘，冬春间有毡帘。《謇斋琐缀录》中对于宪宗的“宠遇”，觉得“恩何渥也”，似乎就要涕泗纵横了。
所谓的“连椅”，依据今人解释，就是椅面向两旁延伸、有靠背，供二人以上所坐的长椅子。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年)任职太子少师时，曾撰有《帝鉴图说》一书，以古圣先王之德作为太子规鉴，其中有一幅《任用三杰》(图4)，只见图中“汉高帝”之侧为韩信、萧何与张良等三人，其余官员左右排开，四人一列地坐在有靠背的连椅上。
图4 明 《任用三杰》（引自《帝鉴图说》，江陵张居正撰，明刊本）
不过，即使内阁有御赐的“连椅”可坐，明宪宗之后的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春天还是发生了阁臣“晕倒在凳”的事。事主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年)，他在退朝后，居然因“旧患眩晕等疾，不时举发。……二月十三日朝退，辄复晕倒在凳，坐不能起……”此记并未明说李东阳晕倒之处，可能李东阳在退朝后尚不及走至设有“连椅”的内阁就不支倒地，但是堂堂一个内阁大臣也只能“晕倒在凳”。因杌凳低小，李东阳晕眩之余，还“坐不能起”，一时站不起来。由此可见，宪宗时期的“连椅”之赐可能未恩及他处，凳杌类的小坐具仍是有明一代阁臣在宫内用事的传统坐具。
所谓“杌凳”
晚明有“焦太史”之称的焦竑(1540~1620年)曾撰《养正图解》以为太子朱常洛(后来的明光宗)出阁讲学，其中的《辟馆亲贤》(图5)以唐太宗当年辟弘文馆置四书经籍并召文学之士虞世南、欧阳询等人入馆商榷政事为例，只见所绘“唐太宗”高坐交椅上，左右文学之士如燕翅般两溜排开，俱坐于一式低矮的圆杌上。一般腿足略长、供上下马踩踏用时，杌又称“马杌”。传为元代钱选所作的《杨妃上马图》(图6)，画中的“杨妃”在宫人的搀扶下正踩着一只曲腿圆凳上马。
图5 明 丁云鹏绘《辟馆亲贤》（引自《养正图解》，焦竑撰、丁云鹏绘图。明万历22年吴怀让刊本）
杌凳之为用，不仅是阁臣的坐具，还是国子监内进行“扑作教刑”时的工具。凡教官怠于师训，生员有戾学规或课业不精，都在监内绳愆厅问刑，直厅皂隶二名，也是行刑人，刑具是竹篦，厅内有“行扑红凳二条”，就是小杌凳两端拉长成条凳，再漆上朱红色，让犯错的人伏着挨打。依照学规，生员也只有伏在条凳上三次的机会，因为初犯记录(类似今日的记过)，再犯赏竹篦五下，三犯赏竹篦十下，四犯就发遣安置，如开除或充军等。换言之，国子监不但有处罚权，也有刑训的执行权，集学校、法庭与刑场合而为一体。
此外，杌凳小件在明代也作为“从殉”的道具。朝鲜的《李朝实录》记成祖驾崩，朝鲜先后选献的宫人皆从殉：“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小木床，使其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经而死”。此“小木床”即小杌凳，轻巧简便，让太监可很快出脚“去其床”，于剎那间完成宫人的从殉。
